由美國政府提供的充足資金使得該國的研究型大學成為世界翹楚。但是在資金支援力度產生變化的情況下，僅僅依靠慈善捐款能夠繼續保持這些大學的領導地位嗎？
美國巴爾的摩市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得名於一位馬裡蘭州的銀行家。1873年，這位捐資人將其大約700萬美元的遺產——這也是當時美國最大的一筆遺產——用於興建一所研究型大學以及一家醫院。而如今，另一位創紀錄的慈善家的名字在巴爾的摩市的大學校園中幾乎無處不在。
Bloomberg物理學和天文學中心、Bloomberg公共衛生學院以及Bloomberg兒童中心醫院都在提醒人們銘記億萬富翁、媒介巨頭以及即將離職的紐約市市長Michael
Bloomberg在過去30年來所捐獻的共計11億美元。而且，這位富豪的慷慨並不僅僅表現在出資修建這一棟棟大樓：今年1月，Bloomberg宣佈拿出2.5億美元獎勵50位新上任的系主任，還出資1億美元為貧困大學生提供獎學金。
政府撤資
如此數額的捐贈並非只是想奪人眼球。在美國政府資助額度停滯不前的當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等美國頂尖高校的校領導認為，私人捐助在他們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過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份由中國上海交通大學發佈的世界大學排行榜顯示，在全球排名前25位的高校中，美國占19所。
很多頂尖的大學擔心，如果他們收入來源的最大比重——政府撥款縮減，其排名可能會下滑。放眼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和一些亞洲國家，它們對學術科學的投入越來越多，這也加劇了美國各大學的擔憂。
為了保持領先地位，很多學校正在有針對性地實施一種屢試不爽的美國式促進發展的策略：尋求來自富裕捐贈者的捐款。儘管近期全球經濟衰退，但是該策略正在取得豐厚的收效。例如，去年，斯坦福大學成為世界第一個在一個歷年內籌集超過10億美元私人捐款的非營利性機構。
由於來自政府的支持越來越少，公共機構也變成了積極的資金籌集方。即將離職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最頂尖的大學之一）校長Robert Birgeneau說：“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于慈善事業。我認為，我們已經挺過了危機，現在我們需要過渡到新的模式中來。”
歷史機遇
儘管普通公民可能會認為，美國在世界科學界一直處於領頭羊的位置，但美國擁有的傑出科學成就，其實是近些年才有的現象。誠然，諸如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這樣第一流的大學已經有幾百年的光榮歷史；但是其他學校諸如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斯坦福大學，其歷史僅可追溯到19世紀晚期。此外，直到過去的50年，在以大學為基礎的研究領域中，美國才成為無可爭議的領導者。
Shirley Tilghman說：“幾個世紀以來，學術領域的‘霸主’地位始終是不固定的。”12年前，Tilghman成為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下個月他將辭職。他說，科學研究的中心最早在義大利博洛尼亞和一些卓越的義大利大學，之後轉移到德國，再到英國，直到相對最近的時期，才橫跨大西洋移至美國。
哈佛大學校長兼歷史學家Drew Faust說，人們會認為，偉大大學的沉浮建立在一些不可改變的歷史時刻的基礎上，這是錯誤的想法。Faust補充道：“一些宿命論和命運註定論的觀點認為，這是周而復始的迴圈。對待這樣的觀點，我們應該置之不理，並且表示，我們的迴圈已經終止了。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有著最完善的大學制度。能否在這其中的某一領域，或是兩個領域都繼續保持領頭羊的地位，取決於我們自己，而非取決於命運。”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Anthony Grafton認為，美國大學已經達到並一直保持卓越的地位，這得益於一系列歷史、經濟、政治因素的結合。Grafton說：“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對研究強有力的支持，有助於偉大科研機構的誕生。”他以德國和英國兩個利用地緣政治優勢支援科學的國家為例進行說明。但他說：“這還遠不夠。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人造衛星，就沒有美國今時今日的地位。這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一種認知：美國的國家安全依賴於對科研的投入。”
這一想法在工程師兼美國白宮顧問Vannevar Bush給時任美國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撰寫的《科學：無盡的前沿》中得到了具體闡釋。這份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報告誕生於1945年，強調了聯邦支持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Grafton解釋說，報告要求對科研各領域進行全面的投入，而不是只支持那些已經取得顯著成就的領域。科研變成了大學的中心工作。這一報告對於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推動了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迅速擴張。
根據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在二戰結束後的第一個10年，對二戰退伍軍人提供資助，使他們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但是這一浪潮在20世紀50年代初逐漸平息，大學的招生數量也開始減少。事實上，是這批人的下一代，也就是所謂的“嬰兒潮出生的一代人”，構成了當今科學研究的主導力量。但是一系列新的人口趨勢和經濟趨勢正在促使美國的研究性院校再一次重新思考自身的戰略。
岌岌可危
正如一隻大白鯊必須在水中保持前進以吸取足夠的氧氣防止溺水，一所名列前茅的研究型大學要想保持領先的地位，也需要不斷籌集大量的資金，用於建設新的校舍、更新設備和設施以及吸引所需的世界頂尖研究人員和有潛質的學生。這種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最近幾十年，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密西根大學和其他研究型大學的發展速度遠超整體經濟增速的原因。
儘管在過去十幾年中，美國個人收入停滯不前，但美國精英大學的預算大約翻了一番。這筆增加的金額主要流向科研，而非造就更多大學生。例如，斯坦福大學的總體預算從2000年的18億美元增至今年的44億美元，但是其新生班的規模仍保持在1750人左右。
家長支付著不斷上漲的學費，可能會認為這些錢促進了學校的發展。但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即使像斯坦福大學這樣的私立精英學校——一名本科生每年需支付6萬美元的費用，學費也僅占學校當年總收入的17%。公眾和政治家對大學教育的價值提出質疑，並要求大學承擔更多的責任，在這樣的背景下，每年都小幅提高學費可能成為一個危險的做法。
其他收入來源也岌岌可危。對於具有醫學院和校醫院的大學而言，接收病人提供了一筆重要的收入。2010年出臺的奧巴馬醫改計畫中的規定要求控制醫療費用，這給學術醫學中心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對公立大學而言，從歷史上看，政府撥款占其收入來源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在過去的20年間，這一收入來源一直穩步下降。很多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將自身形容為“政府協助的”甚至是“和政府有關聯的”，來反映政府角色的弱化。
Mark Nordenberg說：“35年前，我成為法學院的一名教員，當時政府撥款占學校總預算的1/3。”自1995年起，Nordenberg一直是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大學校長。如今政府撥款遠低於總預算的10%，如果校董事會僅用撥款這一項指標來決定校長人選的話，他們很久之前就會考慮更換新校長了。
對於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最主要的兩大收入來源通常是對研究的贊助（絕大多數來自聯邦政府）和投資收益（意味著慈善事業和學校的捐贈收入）。然而，傳統上，獲得研究經費會使學校享有更高的聲望，因為研究經費的授予需要通過諸如NSF、NIH等資助機構的同行評審。這筆經費非常重要，以至於政府撥款已經成為衡量一所大學整體素質的標準之一。來源：中國科學報
